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是唐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本文为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所写。题名“三戒”，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入骨的抨击。

　　《三戒》包括：《临江之麋》。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重读柳宗元的《三戒》感触颇多：麋是可怜的，驴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恶的。其中《黔之驴》警戒我们不要“出技以怒强”，否则容易招来祸端。《永某氏之鼠》寓意深刻，揭示了福祸相依，警戒世人不要肆意妄为，以免招致灾祸;《永某氏之鼠》为我们敲响了修身崇德之警钟。

    因而，作为党员干部当时时以柳宗元的《三戒》为镜鉴，守住为人为官的“底线”，守住做人做事的“规矩”。为善与作恶，遵纪与违法，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一旦超越自己心中的“底线”，必将会落入欲望的泥潭、犯罪的陷阱。领导干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必须坚决守住党纪国法的底线，牢固树立规矩意识，用规矩强化自律，绝不能越雷池半步，用党纪国法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努力树立“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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