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贪渎行为不仅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以历朝历代对官员贪渎都持否定的态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整治。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思想，对官吏贪赃枉法给予严办。到了唐宋时期，反贪立法大体定型，中国古代的主要贪赃罪名都见于《唐律疏议》。明代对贪官惩处之重为历代之最，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中就列举了60个官吏贪赃案，均被处以斩决、枭首、凌迟、族诛等极刑。清代基本上沿用明代的法典，并且有所补充，惩贪之法更为严密完备。
　　
　　耐人寻味的是，明清两代对贪官惩处最为严厉，而这两代的贪渎现象最为严重。明代的严嵩，被抄家时搜出黄金3万余两，白银200万余两，查抄的清单达6万多字，另有隐没未抄的没统计。清代的和珅，聚敛钱财超过8.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除了上述两个超级“大老虎”，明清还涌现出众多的“大老虎”，至于“苍蝇”更是多如牛毛，遍布全国所有衙门。每当朝廷重拳打击之后，贪渎现象会有所收敛，过一段时间又会卷土重来，前腐后继，甚至愈演愈烈。如同水中按葫芦，一会儿按下去，一会儿又浮上来。可见，贪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痼疾，没有哪种药方能把它治愈。所以，著名学者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
　　
　　二
　　
　　虽说二十四史里充满着贪渎的污点，但也曾出现过政治清明、官吏清廉的亮点。比如，唐太宗就曾在一段时期较好地解决了贪渎问题，从而创造出富强而文明的“贞观之治”。其实，唐太宗的反贪并不强硬，较之明清两代的严厉，显得过于松软；用现在话说，他的反贪非常另类。
　　
　　据《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他人馈赠的绢匹，事情败露之后，唐太宗说：“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我可以与他共享国库财宝，何必冒着风险贪受贿赂！”由于怜惜长孙顺德立过大功，唐太宗不忍心对他治罪，只是在殿廷上公开赏赐绢布数十匹。大理寺少卿胡演不以为然地说：“顺德枉法受贿，罪不可赦，怎么还赐给他绢匹？”唐太宗说：“他若有人性，会觉得这赐绢的耻辱更重于受刑；如果他不知羞愧，犹如一禽兽，这样的人杀之何益！”另据《贞观政要·论贪鄙》记载：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赶赴京城，违规取用驿站的几石麦麸。此事被告发，唐太宗也没直接处罚陈万福，而是在宫殿上赏赐他麦麸，命令他自己背回家，让他感到羞耻。
　　
　　贪图绢匹的，赐予他绢匹；贪占麦麸的，赐予他麦麸。这么做，虽然有些黑色幽默，但绝非纵容贪渎。毫无疑义，唐太宗的用意是借此羞辱贪官，从而唤起他们的廉耻之心，以达到自我戒贪的目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贞观时期的官场已形成注重精神品位与道德操守的大气候，绝大多数官吏以崇尚俭约清廉为荣，以追求奢侈贪渎为耻。贞观一朝，各级官吏都非常清廉。最可贵的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宰辅大臣倾心于治国理政，很少考虑经营家产，更没想到以权谋私，除了法定的俸禄，他们没有任何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的物质生活非常简朴，甚至有些清贫。这一点，诸多的史料史事可以为证——
　　
　　岑文本任中书令时，家里房屋潮湿，毫无帷帐之类的装饰。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时，家里穷得连一间正屋都没有。等到他去世的时候，灵柩只好停放在旁室。
　　
　　魏征家里原先没有正堂屋，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唐太宗才知其家宅窘迫。
　　
　　戴胄做过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及宰辅，等到他去世了，连个祭奠的地方也没有。
　　
　　这些宰辅大臣如此寒酸，并不是做秀装穷，而是清廉所致。他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他们有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身为朝廷重臣，他们心中以治国安民为重，以个人利益为轻，以“我瘦天下肥”为荣。当朝廷充满清廉大臣的时候，就会营造清正的官场生态，形成正当的荣辱观与价值取向。如此大背景下，贪渎就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个别贪渎的官吏，犹如米饭中的老鼠屎，不仅容易被发现，而且会被鄙视与摒弃。所以，唐太宗公开赏赐贪官，就是鞭挞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知耻而悔过自新；如果他们恬不知耻仍旧贪赃枉法，将会被人视为禽兽，终究身败名裂。相反，如果朝廷充满贪婪的佞臣，势必形成恶浊的官场生态，贪官污吏就会不顾廉耻，热衷于贪污受贿。即使有些贪官被查处，他们绝不感到羞耻，只觉得自己倒霉，不怪自己贪腐，而恨他人跟自己过不去。从根本上说，贪腐乃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制约所致。若不清除产生贪腐的病灶，而主要靠重刑反贪，只能消除贪渎的性命，却不能消弭贪渎的阴魂，故而会显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态势。
　　
　　客观地说，贞观时期大臣清廉自然与唐太宗紧密关联。诚如司马光所说：“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君主与大臣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大臣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主要受君主影响，随着君主的变化而变化。唐太宗即位之后，力戒贪奢之风，自身躬行节俭，经常对臣下进行戒贪倡廉的教育，故而形成崇尚清廉的大气候。唐太宗之所以戒贪奢且身体力行，关键是以史为鉴，尤其是从隋朝因贪奢而灭亡中汲取教训。不过，唐太宗作为明君并非时刻处于英明状态。贞观中期，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逐渐淡忘创业初期的困苦，也逐渐减弱励精图治的锐气，滋长了帝王的奢侈之心。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去洛阳，常因生活供应不好，发脾气责罚臣下。好在有魏征及时劝谏，唐太宗猛然醒悟。魏征以忠直敢言闻名，前后向太宗进谏200多次，始终贯穿“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题思想，对贞观时期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魏征死后，唐太宗对群臣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三
　　
　　古往今来，人性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贞观时期官吏何以大都清廉？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遇到明君治理有方。归根到底，还是制度原因使然。
　　
　　与历代王朝一样，唐代也是实行帝制，但较之其他王朝，其制度设计及治理体系更为合理。从中央层面看，国家权力分配给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执掌，一并向皇帝负责。三省运作程序为中书省拟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尚书省负责执行。凡是重大决策，先由门下省与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为政事堂）。中书门下二省长官皆与会，有时也邀请尚书省长官参加，政事堂因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所谓的“圣旨”，在唐代叫“敕”，其实并非出自皇帝个人的旨意。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必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由政事堂会议通过，才能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未经政事堂讨论，而皇帝本人直接发号施令，在当时会被看作不合法，不能为官方衙门所承认。可见，这样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与集体领导等原则，能够保障国家权力规范而有序地运行，从而避免帝王独断专行及重大决策失误。
　　
　　除了权力有节制地运行，唐初还有宽松的言论环境，没有思想禁锢与“文字狱”。言论是一个社会的声呐系统，可以探测各方面运行状况并发挥预警作用，有助于当局纠绳过错。唐太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就是接受预警，维护国家机构健康运行。因此，魏征等人敢于上书直言，指明皇帝的过失。皇帝尚且受到制约，官吏肯定不能例外，滥用职权或贪污受贿势必容易败露。陈万福贪占几石麦麸，居然惊动皇帝，就是很好的例证。明清式重刑反贪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皇权极为专制，既没有较好约束权力的治理体系，也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社会声呐系统失灵，故而难以遏制贪腐的滋生。唐太宗的另类反贪之所以有效，不能不归于当时治理体系与声呐系统相对完好，从而形成清明的政治生态与清廉的文化土壤。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