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产业叫做卖官鬻爵，它与两千年专制制度相伴生，早在秦朝就萌芽了，到清代更像罂粟花一样开得妖艳夺目。描述这种生意的“段子”也不绝于史，让人笑掉大牙。谁说咱没有商品经济意识？谁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
　　
　　一
　　
　　武则天有个男朋友叫张昌宗，张昌宗有个弟弟叫张昌仪，张昌仪利用哥哥的特殊影响力，干起了卖官的生意。有个姓薛的后备干部长期不能上岗，托人给张昌仪送上了50两黄金、一份简历，张昌仪让吏部尚书抓紧落实。
　　
　　吏部尚书收到的条子比较多，临上会却找不到那份简历。张昌仪生意很繁忙，只记得那人姓薛，把人家名字给忘了。好在他应变能力强，临时想出个补救措施：这不难，看到姓薛的就画圈吧！结果在这次得到妥善安置的干部中，姓薛的有60多人。
　　
　　如果卖家不像张昌仪那样讲“诚信”，买主只能自认倒霉。
　　
　　清代江苏松江县有个姓赵的布贩子，花钱捐了个六品通判，相当于主管财税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是个肥缺。上任之前皇上照例亲自谈话，亲切地夸奖他：卖布可是个赚钱的好职业，你能舍弃个人利益为国服务，值得肯定。老赵实话实说：在商言商，卖布收入确实不错，但做官赚钱更多，而且更容易。皇上一听非常生气：原来你是来做买卖的！回家卖布去吧！
　　
　　这老赵很有个性，当场跑到吏部讨个说法：“哪有这样做买卖的呀？东西不卖可以，但必须退钱！”吏部哪管这一套，赏他五十个嘴巴、一百大板了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买主都像这两位那样阔绰，有人不得已搞起了股份制。
　　
　　清朝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绍兴的蒋渊如羡慕不已，但苦于资金有限，就鼓动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伙集资买官。根据股份多寡，蒋渊如出任县令，其他人分别负责账房、税收、公安等重要工作。哥几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年利润高达20多万两。
　　
　　由于群众反映过于强烈，这几个家伙没通过干部考核，统统被开除公职。但是他们却一点不惭愧，喜滋滋地衣锦还乡了。
　　
　　相比之下，汉灵帝服务意识真是强，商业运作更人性化。为了吸引和方便客户，他让政府出资搞了个商业一条街，其中包括一个官帽子专卖店。官职挂牌出售，明码标价，买官就像点菜一样简单。灵帝还提前一千多年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招投标，出价最高者胜出；实际成交价格随买家的财务状况上下浮动；如果客户心仪某个商品，一时钱不够不要紧，可以打个白条，分期付款。
　　
　　按照灵帝的干部政策，就连许多清官能吏也得交足了钱，才有机会升迁。崔烈在地方和中央多个岗位锻炼过，廉洁有能，政绩斐然，但总是平调。在商业一条街上转悠了小半年，老崔最终不得不痛下决心，东拉西借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的高位。
　　
　　举行任命仪式那天，看到崔烈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灵帝后悔了，嘴里咕咕哝哝：“这位子至少值1000万呀，便宜这小子了！”秘书赶紧劝阻：“亏就亏点吧，成交了再变卦，以后帽子可就砸手里了。”灵帝一听有理，忍住了。
　　
　　崔烈上任后心里不大踏实，问儿子社会上有什么反应。儿子回答，群众都嘲笑官场铜臭气太重。据说，这就是“铜臭气”的由来。
　　
　　汉灵帝是史上最爱玩、玩得最出格的皇帝，买卖所得统统用于娱乐消费，江山都是人家的，谁也没话说。但是臣属卖官就相当于走私，而且收益多了比较惹眼，容易出事，这可咋办？
　　
　　湖广总督官文有办法：洗钱。
　　
　　在晚清，官文以工作能力差著称，如果秘书不在身边，他一件事也处理不了，但却是个商业奇才。调回京城前，他发现卖官所得多到没法运输，于是一口气在武昌开了9家当铺，这才放心上路。4年后官文病故，得到的谥号竟是“文恭”：水平高，作风正！
　　
　　千万不要以为有权有势才能卖官。任何产品只要有了广大的市场，很快就会形成产业链，所以只要肯动脑筋，商机无处不在。清朝卖官鬻爵集各代之大成，上上下下都参与到了这桩商业活动中，搞得热火朝天。翰林院本是清水衙门，都敏锐地发现了机会。
　　
　　大清有一条干部政策，各地进京跑官买官人士，必须先拿到中央六部出具的介绍信，证明此人安分守己，文化水平胜任行政工作。但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谁有本事把6个大章都盖全？这样就需要一个人脉广泛、能写会跑的社会中介，把两头的利益兼顾起来，最合适的当然是翰林。
　　
　　来自天下18省的翰林经过认真讨论，在六部周边租了房子，陆续筹建了18家中介公司，承揽为老乡写介绍信、跑部盖章业务。为了不影响本职工作，大家轮流值班。收费自然不低，一份盖完章的介绍信，价格比买个县令还贵，但生意好得不得了，垄断行业嘛。刨去成本，利润由翰林院和六部有关人员合理分成。因为是三赢局面，所以这项业务颇具可持续性。
　　
　　“清水衙门不清”，无非说明腐败的普遍性。而公然卖官鬻爵，则像一把尺子，标示着腐败的深度。
　　
　　二
　　
　　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官位绝对不能进入市场。
　　
　　第一，买官卖官是各种官场腐败病的病根子。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此言不虚。中国各封建王朝，尽管在没有买官卖官的时期，腐败也不可避免，但总还时有时无、时重时轻。一旦开始买官卖官，腐败就变成了常态，并且愈演愈烈，很难治理。这是因为，正途官员即使腐败，也有个过程，而买官者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是冲着赢利来的，你让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无异于让猫不吃腥，让蚊子不叮人。
　　
　　就说卖布的老赵吧，人家是花了本钱的，将本求利，多多益善，这就是生意。朝廷既然主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就应该有承担后果的思想准备。人家老赵只不过说话直一点，皇上居然不高兴，只能说是自欺欺人。道光皇帝虽然也卖官，但心里很明白，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对那些花钱买来的官顶不放心。
　　
　　第二，以金钱做官员准入标准，好比用稻草支撑大厦。
　　
　　中国各封建王朝在争夺政权过程中，干部标准容易掌握，那就是谁会打仗谁上，否则就是找死。自隋代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科举取士。科举取士弊端也很明显，但好处是标准客观、唯一，总体上是分数说了算。
　　
　　买官卖官的要害在于，把相对科学公正的标准换了，让干部质量没了保障。无论阿猫阿狗，谁有钱谁上，德才兼备的人才遭到逆淘汰。干部素质低下加上无休止地鱼肉百姓，不但管理不好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还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对此，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有生动描述：近年来流行买官卖官，吏治就变坏了。吏治一变坏，就经常出事。一出事就要花钱摆平，财政就吃紧。财政吃紧又得加大卖官力度，国家能不乱吗？
　　
　　第三，卖官鬻爵是最愚蠢的买卖。
　　
　　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秦始皇，清朝第一个卖官的康熙，都是为了筹集粮草扩军打仗，属于临时性财政措施。当卖官鬻爵变成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这个政权就进入倒计时了。
　　
　　汉灵帝的企业做得那样红火，很快就迎来了黄巾起义和东汉的灭亡。据诸葛亮回忆，后来刘备一想起这事就“叹息痛恨”。晚清嘉道之后，卖官鬻爵越来越凶，结果大清直线向悬崖下栽，老百姓在边上冷漠围观，就是不伸手。
　　
　　朝廷一边收着银子满足私欲，一边制造着无德无能如狼似虎的官僚队伍，一直为这桩烂生意买单的却是无辜百姓，怎么会长久呢？所以，卖官鬻爵得到的是蝇头小利，失去的是最贵重的人心；得到的是几片安慰剂，失去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还有比这更亏的买卖吗？
　　
　　值得注意的是，两千年来，老百姓对腐败现象无不切齿痛恨，为什么唯独对最严重的买官卖官腐败，无论在史书上还是故事里，都是笑着来谈论呢？
　　
　　这是带泪的笑。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竟然变成了黑色幽默，除了表明现实是何等的荒诞，更昭示着人们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古以来便充满了渴求和期待。如今，我们党正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史所未见的力度，为终结腐败、开创历史而奋斗，就是对人民夙愿的清晰回应。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