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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谓之互市焉”——由《钱神论》看西晋速亡的原因
更新日期:2014-05-19   浏览量:5799  来源:本站编辑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316年,西晋被前赵所灭,立国仅37年就亡国了。这是什么原因?可以明确简要地说:腐败!西晋政权的腐败,以统治阶层膜拜“钱神”为中心而蔓延,最终不治。291年左右,南阳人鲁褒看不惯贵族官僚社会贪鄙横行,考虑到讲实话揭示种种丑行会遭到迫害,于是隐姓埋名写出《钱神论》一文。文章一出,各界人士争相传抄,而鲁褒竟不知所终。《钱神论》以当代人论当代事,典型地揭示了西晋上层社会的腐败丑态和根源。
  
  一面揭露贪腐丑态的“哈哈镜”
  
  东汉末期几十年,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220年后,曹魏统一了中原,西晋承曹魏基业,进而统一南北,生产有所恢复,经济有所发展。在分裂战乱的年代,物物交换盛行。在短暂统一带来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商品交换渐渐摆脱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买到任何商品。在西晋的贵族官僚社会中,形成一种假相,似乎货币可以买到世间任何一种东西(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都可成为商品),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货币已经不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魔力的神物,人们迷信货币的“威力”,对它顶礼膜拜,竭尽一切手段去追求货币。近代学术界把这种对货币的迷信叫做“货币拜物教”。鲁褒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称呼,《钱神论》却把它描绘得惟妙惟肖,为一千多年来贪婪钱财而不计后果者,提供了一面丑态百出的“哈哈镜”,现将其大略今译如下:
  
  铜钱的造型,如天地的形象,内方像地,外圆如天。堆积如山,流通似水,动静有时,出入有节,市场交易,不怕损耗,永不夭折,上应天道,所以长久,世间神宝。大人先生,亲之如兄,取名“孔方”。
  
  “孔方兄”大行天下,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能感动铁板般的冷脸,撬开紧闭着的金口。钱多的在前,钱少的靠后;前面的是大人,后面的当走狗。
  
  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学习嫌太累,清谈嫌太烦,每逢正事瞌睡就来,见到“孔方兄”,人人瞪直双眼。(他们认为)金钱保佑,大吉大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不讲道德被追捧,没有威信成热门,撞开豪门,出入富家。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因此官司无钱不胜,穷困无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名誉非钱不显。
  洛阳(皇城)当官的,掌权的,热爱追捧“孔方兄”,无休无止……常言道:“钱无耳,可使鬼。”如今的人,眼中只有钱而已。朝中无人,不如回家种田。朝中有人,而无孔方兄,也等于是无羽翼而想飞,无双足而想走。
  
  钱能通神,金钱万能。《钱神论》表明货币拜物教的蔓延使西晋上层社会走向深层次的腐败。对金钱的崇拜导致官僚贵族价值观的扭曲,金钱万能成为价值观的核心。“孔方兄”自此成为一千多年来“万能的”金钱的代称,由此衍生出“有钱能使鬼推磨”、“朝中无人莫做官”等一些腐朽观念,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
  
  西晋上层社会膜拜金钱的狂热,严重地冲击了先秦以来形成的道德传统。春秋时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钱神论》描绘当时士大夫贵贱、安危、生死,一切都以金钱为准,一切都由金钱操纵。在日常生活、经济活动、政治运作中,都以金钱为核心,背信弃义,以致社会失去了公正、公平。
  
  
“钱神”使“权”发生畸变
  
  货币拜物教的迷信在西晋贵族官僚社会中最为狂热。这是为什么?《钱神论》研究分析了“京邑衣冠”、“当途之士”崇拜金钱的行为逻辑,为时人和后人提供了答案:因为权和钱可以交易,有形的金钱能使无形的权力显出威力、焕发光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权就是皇帝、贵族和官僚的私产,是他们攫取土地、山林等物质资源,窃取名誉、官爵等非物质资源的工具,当然也是草菅人命、聚敛财富的杀手锏。当经济发展,货币被赋予万能的魔力之后,利用手中权柄,聚敛金钱,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从皇帝到官吏的主要追求,也是贪污腐败的焦点之一。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奉承他的人说他比得上汉文帝刘恒,有一天他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答道:“可以与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相比。”司马炎有点感到意外,说:“我虽然赶不上古人,怎么说也统一了大江南北,将我与昏君相比,过分了罢!”刘毅说:“桓帝、灵帝卖官,将钱纳入国库;陛下卖官,将钱装进私人的腰包。从这点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只好以大笑掩饰尴尬。他的儿子司马衷(晋惠帝)是个白痴,继承皇位时已32岁了,地方上报说饥荒饿死人,他说:“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末稀饭?”唐朝人房玄龄编写这段历史时说,司马衷当皇帝,文武大臣各行其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有权就可卖官换钱,想当大官可以用钱去买,卖官买官,成为“市场”。鲁褒的《钱神论》就写在这时,同时还有高平人王沈写的《释时论》、庐江郡杜嵩写的《任子春秋》。《钱神论》的影响最大,而且被收入正史《晋书》,流传一千多年,直到现代。
  
  西晋贵族官僚所作所为,有比《钱神论》所写更为离谱的。西晋功臣之后石崇与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比富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石崇有僮仆800多人,妻妾上百人,举行宴会,令婢女劝酒,客人不喝酒就将婢女杀掉,有的恶客故意不喝,看他杀人。此人的财富从何而来?他当荆州刺史,让部下扮成“江贼”,在长江中拦劫客商,这是他重要的致富之道。像他这样干的还有皇亲西阳王司马羕,他叫手下冒充大别山区的“蛮人”,在长江中当“江贼”,被武昌太守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逮个正着。
  
  “钱神”使西晋统治者手中的权发生畸变,完全成了敛财的工具。
  
  
膜拜钱神,使西晋速亡
  
  西晋王朝继承两汉传统,以儒术为指导思想,标榜以孝治国,皇帝死后谥号前也加上个孝字,如司马炎谥武帝,称为孝武帝。货币拜物教通过经济日用“触及灵魂”,严重败坏了传统道德和社会风气,统治阶层奢靡腐化、精神空虚、不思进取,加速了政权的覆灭。
  
  在“孔方兄”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曹魏时萌兴的“谈玄”在西晋畸变为“清谈”。“谈玄”就是讨论《道德经》、《庄子》、《易经》(“三玄”),玄学兴起于儒术遭遇危机时,倡导玄学的人本想从道家和佛教中吸取营养,改进充实儒学,使之与时俱进。照理,知识精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发扬传统,改造风尚。可是,西晋的学术界还背着士族豪门讲究门第、自命清高的包袱,为权、名、利而蝇营狗苟,完全不把国家命运、民生安危放在心上,将“谈玄”变成“清谈”。西晋最高士族琅琊王氏家族即其代表。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当八王在洛阳周围混战时,他从尚书令升为司徒(丞相)。他把有关事务交给下级,自己的主要精力则用来与“孔方兄”周旋。“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晋书·王戎传》)
  
  王戎的堂弟王衍,当到司空、司徒。他的夫人郭氏与皇后是至亲,依仗娘家和夫家的权势,干预人事,卖官鬻爵,聚敛了大量钱财。王衍为表示“清高”,从来不说钱字,称钱为“阿堵物”(那个东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谈”上。他布置一间讲堂,“谈玄”时手中拿一把玉柄拂尘,左右挥舞以助声势。谈得兴起,错误频频,他随口改正,听众说他“口中雌黄”。雌黄即硫化亚砷,古人书写时有错,在错误处涂上雌黄再改写,一般不轻易这么做的。王衍错了就改,改了再错,屡错屡改,屡改屡错,于是后世将随口胡说,说话不负责任,叫“信口雌黄”。但是他的门第高、官当得大,许多士大夫都想攀龙附凤,都以听他的“口中雌黄”为荣,叫他的讲堂为“一世龙门”。在这股势力的引领下,虚骄浮夸成为西晋官场的风气。
  
  王衍当司徒时,局势越来越险恶,他任命胞弟王澄当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当青州刺史,对他俩说:“荆州有江汉为屏障,青州背靠大海,你俩在外,我在中央,我们王家就有‘狡兔三窟’般的保险。”利令智昏,钱神让王衍失去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国哪有家?316年,王衍被羯族首领石勒俘虏,王衍在石勒审问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劝石勒称帝。石勒怒斥他:“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位,……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对左右说:“我走遍天下,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可是王衍是“名人”,石勒不想担“杀名人”的恶名,派人在晚上把囚室推倒,王衍被压在瓦砾堆下,呻吟道:“唉!我们虽然不及古人,如果不沉湎于清谈浮夸,努力挽救国家危机,恐怕不至于被压在墙下。”说完就断气了。(以上均见《晋书·王衍传》)
  
  要了解贪婪钱财如何腐蚀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最终亡国,请君品读《钱神论》。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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