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自己对庸俗化有一个由融入到融合的过程。如今他明白了——
贪欲让他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忏悔人:宋勇
原任职务: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触犯罪名:受贿罪判决结果: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处宋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罪事实:2000年至2009年，宋勇担任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朝阳市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宋久林等23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解决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
新闻背景:2011年1月14日，宋勇在庭审结束前所作的个人陈述中表达了悔意。
我接受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承认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我的罪行特别严重，收受的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犯罪的后果十分恶劣，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
此时，我的心情是悔恨交加，而且我的这种悔恨交加，是没有任何宿命结论的真悔真恨，是触及灵魂的痛恨。由于我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更为恶劣。
我的犯罪助长了买官卖官
党对我有培育之恩。我家里没有念过书的，没有当过官的，党把我从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培养成为高级领导干部，应该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我的行为，往重了说就是恩将仇报，我确实对不起党，内心特别愧疚。
我所犯的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与一些企业家发生的权钱交易行为，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公平造成严重损害，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滋生了一些企业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我所犯的罪行也严重恶化了地方政府腐败的程度。我与一些领导干部发生的权钱交易行为，有的具有卖官鬻爵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领导干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还有可能诱发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要回买官的成本，而走上腐败的道路。
我之所以成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主要是由于我放弃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
行使权力讲感情不讲原则
经过深刻反思，我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在以下四个方面陷入了危机。
第一，我放弃了政治坚守，陷入了精神迷境。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入党宣誓时的热血基本变凉了，最后变成无法医治的“败血症”。我放弃政治坚守的表现，主要是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我心中不再是最高的，而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渐在我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直接的表现是贪欲的滋生和膨胀。我的贪欲，是随着对家庭幸福生活目标的不断提高 和位高权重而逐渐滋生和膨胀的。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使我成为金钱的奴隶。
第二，我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自己谋私的工具，陷入了道德沦丧的危机。我的权力观发生了严重错位，党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权力被我无耻地玷污了。我视公权为私权，总是把一些人为了牟取私利送给我的钱，当成是自己的权力成本，认为是自己应该取得的回报，当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在权力的运用上变慎用为滥用，讲感情不讲原则，在权力运用的方式上特别的随意轻率。
第三，我主动融入庸俗化，陷入了环境危机。庸俗化是指腐败化的边缘化，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最为致命的自毁因素。在客观存在的庸俗化的环境面前，我完全放弃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与之进行斗争的职责。在对适者生存的错误理解和支配下，我完全融入到了庸俗化中。思想上的庸俗化，让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党内生活的庸俗化，让我更加放纵自己;社会风俗的庸俗化，改造了我的思想;政治原则的庸俗化，支配了我的行为;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庸俗化，让我禁不住各种诱惑;待人接物的庸俗化，麻醉了我的神经。
总之，我的犯罪历程就是自己对庸俗化由融入到融合、由随波逐流到推波助澜的过程。我的自毁环境是我自己营造的，走进腐败的坟墓也是自己挖掘的。
第四，我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之心，陷入了安全困境。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安全保障，就是要遵纪守法，对法纪抱有敬畏之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表现得特别愚蠢，简直是愚蠢至极。我对法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缺乏正确认知，把自己置于法纪的监督之外。总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愚蠢地认为，自己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干部。
决定做悔罪认罪的典范
在错误认识的支配下，我很难做到身有所正，言有所听，行有所指。实际上，我本来有很多改过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导致自己在腐败的道路上一直踩油门刹不住闸，最终陷入了悲惨世界。
到案后不久，我就全部交出了自己的家庭财产，交代了自己的全部问题，并决定要做彻底的悔罪认罪的典范。我选择主动配合办案机关彻底查清和清算自己的全部罪行，是将此作为自己政治良心和道德良心的体现，作为向党和人民赎罪的体现，作为对法纪表示敬畏的体现。
在接受审查期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拷问，对所犯罪行的原因进行剖析。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还把我的家庭拖入了困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