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是全国大部分中小学校开学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节也是教材教辅发行旺季。由于教材教辅发行中存在高额利润，不少书商盯上了手握教材教辅编写权、发行权的官员，并不惜以巨额资金行贿。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腐败案时有发生，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6月20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原处长季克异因犯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原调研员王安华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此时，季克异刚过完60岁生日，王安华则在三年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8月24日，查办两起案件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13万元“感谢费”拉教育部官员下水
李立川原是四川省成都市一家书店的业务员。1990年，他辞职下海，做起了图书、音像方面的生意。1997年，李立川认识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师资与教材处副处长季克异。能够认识部委官员，对李立川来说当然是好事。每逢节日，李立川都会给季克异送上一些高档礼品。
后来，季克异担任了“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组组长，其课题目标是编写面向21世纪的中学体育实验教材，发行图书多年的李立川嗅到了商机。
李立川殷勤地向季克异建议:“体育课题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我愿意出资赞助，等研究成果作为教材出版时，请您美言几句，让我们公司参与发行如何?”季克异正想寻找课题赞助商，两人一拍即合。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季克异共组织8次教材编写研讨会，会务经费均由李立川出资。此外，李立川还给教材编委会成员每人发放了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编写费。李立川投资出书的事情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
1998年，“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结项，定名为《体育》的教材获批在个别省市当做实验教材使用，李立川顺利地获得了该书的独家发行代理权。
随后几年，为了感谢季克异的帮助，也为自己能进一步代理教材发行做感情投资，每逢季克异出国前，李立川都会送上几千元美金。2000年，得知季克异的女儿要去留学的消息后，李立川又送上了1万元美金。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几年来，季克异共收受李立川支付的所谓“感谢费”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张小兵告诉记者:“权力集中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情况发生。季克异交代说，他所收受的钱款系个人为课题研究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他没有意识到参与课题研究是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利用职务行为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和‘感谢费’就是违法犯罪。”
为进教材目录送上80万购房款
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原国家计委联合制定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首次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启动了中小学教材改革之路。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依照教育部统一的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经教育部审定通过后出版并供全国中小学校学生使用。
由于教材的特殊用途，教材获得立项完成编写后，还要再交教材审定委员会盲审进入指定的教材目录。进入教材目录成为许多出版商努力的方向。
2002年，已经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处长的季克异把李立川介绍给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调研员王安华。当时，经过几年实验的《体育》更名为《体育与健康》，准备正式面向全国发行。将该教材运作进教育部审批的教材目录，是李立川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办公室与基础教育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王安华就负责根据教材评审意见编制教材目录讨论稿。自然，王安华的工作岗位使他非常了解教材发行领域的政策导向。希望发行教材获利的李立川很快和王安华成了朋友。
2002年4月，李立川向王安华暗示，自己想在北京买一套商品房作为办事处，房子可以过户在王安华名下，并请王安华管理这套房子。显然，这是一种委婉的行贿要约，王安华欣然接受。很快，王安华在教育部附近看上了一套房子，他主动打电话告诉李立川:“买房子需要80万元。”按照王安华的要求，李立川将80万元汇到了王安华女儿的银行账户上。
2004年至2006年间，李立川又陆续向王安华支付了40万元。
后来，王安华又多次非法收受李立川和陕西省旅游出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另案处理)给予的感谢费共计204万元。
记者在案卷中看到了李立川的供述:“在王安华的帮助下，我开拓了许多省的教材销售市场，获利数百万元。”
教材教辅行业暴利根源在于资源垄断
记者了解到，出版发行中小学教材教辅书是一些出版社的重要利润来源，其产值占到图书市场的70%。“想发财，印教材”，教材教辅出版行业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暴利行业”。
办案检察官介绍说，涉案教材《体育》、《体育与健康》，自2003年至2011年共发行2467万册，码洋(指全部图书的定价总额)约1.6369亿元。据估算，李立川出版这套体育教材的总利润高达6547.6万元。
除了教材，教学辅导用书的利润也大得惊人。刘某是在出版行业滚打多年的私人公司老板，他告诉记者:“书商进入了‘目录’后，也要继续公关，原因是各地教育部门用‘目录’中的哪套教材，有很大的自由度。由于教材教辅存在暴利空间，大家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份额，也愿意花大价钱公关。还有就是业内‘潜规则’，公关费一般占到码洋的5%到10%，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当记者问到教材教辅为什么如此容易获取暴利时，刘某说:“教材教辅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退货，二是发行量极大。而学生们无法拒绝学校选择的教材教辅，也不能讨价还价。教材教辅的成本约占码洋的六成，销售1万册就达到盈亏点，这意味着涉案教材在开机印刷时，就已经完成了销售任务，印刷机也就成了印钞机了!”
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燕告诉记者:“涉案教材暴利的根源在于资源垄断。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是以指定的方式，由特定的出版社出教材，虽然近年来招投标方式逐渐展开，但实践中垄断未被完全打破。”
根除顽疾，不能单靠一两剂“猛药”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国中小学生近2亿人，如此庞大的基数意味着教材教辅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以教材教辅的同步教育这一细分产业为例，中国教育新闻网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同步教育市场容量高达600多亿元，包括同步教育软件、电子学习机、课外辅导培训及印刷品。随着教育产业市场需求的逐渐释放，中小学同步教育每年市场规模增长将达到20%以上。如此庞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成为众多出版发行商追逐的名利场，同时也成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行业。
针对以上情况，我国有关部门加大了打击中小学教材教辅编写、出版、发行等环节的违法犯罪力度。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要求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严禁在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发行等环节，以拿折扣、索要赞助等方式违规收取费用。
“我觉得这些远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小学教材教辅行业腐败现象。”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壮告诉记者，“严厉打击是一剂猛药，但不能治愈所有顽疾，我们必须先查清产生疾病的原因，然后再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打防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检察建议帮助堵漏建制
刘壮认为，这起案件反映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材教辅方面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钱交易发生，这也是季克异、王安华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如所在部门廉政制度要求相关人员不得私下会见出版发行人员，而季、王二人仍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钱财;三是内控制度不完善，内外部监督不到位，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四是相关事务不够公开，本案的发生，反映出发案单位事务不公开，使得参与立项、评审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不择手段从内部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以获取信息，这也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海淀区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他们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防止中小学教材教辅行业职务犯罪案件再次发生:首先，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使教材出版发行人员充分认识职务犯罪的危害，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增强拒腐防变的廉政意识;第二，实行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第三，完善单位监督，对立项、审批等易发生权钱交易的重要环节、重要岗位进行权力分置，责任到人，并进行重点监督和管控，同时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增设和公布热线电话、网上信箱等，自觉接受群众、媒体等监督。
目前，发案单位正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办事公开工作的意见》落实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办事公开的内容、程序和形式，加强对办事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源头上防范中小学教材教辅行业腐败现象的发生。
